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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困守原地 民間借貸期待突破

    2012-04-24 14:17:33 發布  本站原創   【字體: 】   瀏覽
    【導讀】3月5日,溫州淫雨霏霏。面對春節后連綿不絕的陰雨天,溫州人時不時會調侃道:“這天讓人晴(情)何以堪!” 而在溫州金融港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偉(微博)建的辦公室里,卻是另一番光景。黃身著一套黑色絲絨西

        3月5日,溫州淫雨霏霏。面對春節后連綿不絕的陰雨天,溫州人時不時會調侃道:“這天讓人晴(情)何以堪!”

    而在溫州金融港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偉(微博)建的辦公室里,卻是另一番光景。黃身著一套黑色絲絨西服,白色襯衫配著精致的袖扣,這位年輕的溫商剛剛“花6200萬美元(4億元人民幣)買下全球唯一雙體六星級豪華郵輪”,很是志得意滿。

    兩天前(3月3日),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夜訪金融港公司,不但對黃鼓勵有加,還當場著令溫州相關部門盡快解決溫州港成為這艘豪華郵輪?看a頭的手續—此前因為手續幾個月都未辦妥,這艘郵輪?吭谥凵。

    就在陳德榮夜訪金融港公司之前,溫州商人林春平花6000萬美元收購美國大西洋銀行的新聞正在媒體和網上熱炒。有人將買銀行和買郵輪兩件事聯系在一起,收購銀行突圍被看做曲線救國、突破國內金融壟斷的破冰之舉,買豪華郵輪則被視做暴發戶買了一件巨型奢侈品,兩者的投資品味貌似高下立見。沒想到,林春平買銀行一事在喧囂幾日后,被證明是個忽悠局,他收購的所謂大西洋銀行在美國特拉華州根本不存在。面對各界質疑,3月13日,這位在溫商圈中名不見經傳的商人召開發布會進行澄清,說自己對買銀行一事夸大其辭了。

    這可能是黃偉建見到我們后,立刻主動提及這艘從澳門賭王何鴻燊手里買下的“中華之星”郵輪的原因:“這艘船不是全部用溫商的錢買下的,而是由溫州商人,也就是我發起,用在香港設立的旅游基金購買的。我們整合了港澳資金、海外華僑的資金,其中一部分是溫商的錢。”

    黃偉建著意強調資本結構,是為了說明郵輪項目是他從2010年開始推進溫州民間資本整合、尋求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成果。圍繞“中華之星”郵輪,黃偉建下一步的資本運作是:在香港上市公司里收購一家殼公司,將郵輪放入上市公司,用在資本市場融到的錢購買更多的豪華郵輪,發展海洋產業。

    合法突圍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浙江省人大代表周德文沒去參加今年的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但3月4日,他一見到我們就說:“我已經給大會提交了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間借貸法(立法建議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間投資促進法(立法建議稿)》。”人大召開不久,新華社發出了有關這一議案的相關稿件;全國不少記者也都收到了周德文發出的短信;他還把相關立法建議稿放到電子郵箱內供有興趣的媒體記者下載。

    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國內民間資本第一次實質性地試圖在國家法律層面尋求突破,希望謀得合法地位—之前,溫州民間對民間借貸立法的呼吁已有10年。溫州市企業家協會執行會長、溫州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謝浩形容民營經濟和民間資本是“孿生兄弟”,“前者是哥哥,后者弟弟,但是從同一個母胎里出來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家對這位稍晚出生的孿生弟弟重視不夠,直到它成年,都沒有拿到準生證,到底怎么讓它進入融資領域,怎么找到更好的投資渠道,進入更多的產業和行業,都非常模糊。“民間借貸盡管大量存在,對民營經濟貢獻巨大,卻一直沒有給它合法的地位”。

    迫切希望民間金融合法化的催化劑是吳英案。吳英二審維持死刑判決,對溫州民間觸動很大。謝浩說:“這至少說明民間借貸在中國的春天沒有來。”甚至有溫商戲稱:“救吳英就是救溫州。”

    李建江是甌聯集團中小擔保公司董事長,甌聯集團還有一家小額貸款公司,吳英案判決后,李和周圍朋友的“第一反應就是怕了”,即使對于這些正規經營的民間金融機構,他們也想知道“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

    這次,周德文希望借助兩會能在立法層面突破民間資本、民間借貸不尷不尬處于灰色地帶的現狀。在兩會之前,周已經通過三個途徑將兩部立法建議稿遞到了全國人大。“我是民進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也將法案發給了我們的主席許嘉璐,他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德文還將法案發給了溫州的全國人大代表,并且寄給了全國人大法工委立法司。據說,中國人民銀行在兩會前也找周德文要這兩個法律草案,并讓他寫份立法報告。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經濟與民間資本發展都很快,可惜民營資本這位“弟弟”一直沒有合法生存權,無法進入很多長期被國有資本壟斷的領域。更有甚者,脫胎于身份曖昧的民間資本的民間借貸更是時不時會成為懸在民營企業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黃嵩說:“政府查民營企業,第一查稅,有沒有偷稅漏稅;第二個查資本金,有無虛假出資、抽逃資金,這兩個是硬的,查到了就查到,查不到就查不到;第三個就查你有沒有民間借貸,是否屬于非法集資。”

    即使那些在灰色地帶開設地下錢莊、做“老高”(溫州人對放高利貸者的稱呼)的人也期望正規化、見陽光,“誰不愿意在陽光下,誰愿意在黑夜里走?”

    由于民間借貸游離在國家正規金融體系外,有的甚至處于灰色的地下狀態,其規模很難精確統計,但民間借貸規模越來越大卻已是不爭的事實。據估算,目前溫州的民間借貸有1200億,而溫州所有的30多家銀行去年的全部貸款大約有6000多億元,民間借貸是其規模的1/5,溫州2011年的GDP也才2925.23億元。在民營經濟十分發達的浙江,其一省的民間借貸規模大概有1.5萬億元,全國民間借貸的規模達到3.7萬億元。

    這個數據與黃嵩所知很接近:“目前,我國每年民間借貸額是銀行新增貸款的30%,也就是3萬多億元。”

    其實,國家曾試圖用行政法規的形式規范過民間借貸,給它一些合法空間。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小民營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困境,民間借貸市場再次活躍起來。中國人民銀行起草了《放貸人條例》,準備以行政法規的形式規范民間借貸。這個條例中規定了民間借貸如何登記、利率怎么控制、怎么監管,條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參照小額貸款公司的利率標準,不得超過央行規定的貸款基準利率的4倍?上У氖,這個條例報到國務院后,在各方意見的博弈下沒有出臺。之后,為了刺激國內經濟,國家出臺了4萬億元的投資方案,整個資金鏈寬松了,于是“好了傷疤忘了疼”,《放貸人條例》被擱置了。

    周德文說,“即使有《放貸人條例》也是遠遠不夠的,應該要從國家方面進行立法”,“民間借貸現在之所以出現這么大的亂象,最根本就在于缺乏一個規范它的法律。”

    已經達到一定規模的民間借貸,居然沒有一部法律來規范,不出事情才奇怪,“出事倒是正常的”。使周德文萌生在法律層面為民間借貸謀求突破的直接原因是2011年下半年溫州的金融風波。在8、9月達到高峰的民間借貸危機是溫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溫州的民間借貸30年才達到800億元的規模,去年一年就增加了400億元,從800億元一下子增加到1200億元。資本是逐利的,如果沒有法律規范,大家就會因為人性的弱點變得很貪婪,利率也控制不住,只能越來越高”。

    給民間借貸立法,政府監管起來也能師出有名。“民間借貸規模越來越大,政府堵也堵不住的,政府不知道嗎?傻瓜都知道!”周說,“誰叫這個領域沒有法律依據,所以政府只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時寬松一點,出了事情就打壓一下。”

    不過,依照國內的立法流程,首先要確立立法選題,待選題在相關部門和全國人大審批通過后,方能排入立法計劃,快則三五年,慢則遙遙無期。“但現在不立法的話,五年以后再提民間借貸立法,還是要再等上五年。”

    趁兩會召開之際,周德文廣泛向媒體通告民間投資法、民間借貸法草案的詳細內容,顯然是希望借助輿情,讓政府重視這兩個立法草案,能盡量縮短兩部法律推出的時間。他個人對此很樂觀,說:“馬上要黎明了,吳英不能死在黎明之前。”

    這個時候殺了她也于事無補,我們殺的人還少嗎?”不過,他覺得在立法保護民間借貸、民間投資前,央行仍應該繼續推進出臺《放貸人條例》。

    現如今,兩會已經閉幕。會議期間,除了媒體熱議過這兩部法律草案外,官方并沒有放出明確信息,即使是對《放貸人條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提及時,也只是點到為止,并沒有明確其出臺的具體時間表。

    政策圍城

    溫州去年史上最嚴重的金融風波引來了總理溫家寶—2011年10月4日,溫家寶到溫州實地了解民間資本、民間金融和民間借貸問題。在溫州市政府、市委工作過多年的謝浩認為金融體制改革過于敏感,地方政府基本沒有發力空間,只有借國家之力進行一些突破。因此溫州人更愿意把危機引來總理解讀為壞事變好事,可以倒逼金融體制改革。

    周德文參加了那天溫總理的座談會,在會上強烈建議改革。中國的金融體制一直飽受詬病,被稱為“國家控制下的、支持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的壟斷金融”。高度壟斷使得在正規金融體系內,資金盈余者與資金短缺者之間的渠道太過細微,民營企業只能通過外圍的民間借貸來融通資金。依據國內17個省市調研數據,90%的中小企業、95%的小微企業沒有跟正規金融機構發生過任何關系,溫州有80%的中小企業沒有跟銀行發生過關系。

    國內中小企業主對國內正規金融體系批評聲不斷,銀行非但在他們創業、發展中缺位、不作為,即使那些從銀行貸到款的中小企業也時常會受盡銀行的“惡氣”,往往要承受央行基準利率兩倍到四倍的利率。

    銀行最常見的手法就是讓貸款企業購買不良貸款,比如向銀行貸1億元,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上浮30%后鎖定在8.52%,但銀行跟對方談好利率是15%,那么還有將近7%的利率怎么辦?銀行不敢公開收這筆利息,就讓貸款企業買700萬元的不良貸款,這個貸款肯定是死賬,收不回來,買的人也知道—這就是中小企業貸款的成本。“這樣做,銀行第一沒有違法,第二又把業績做得非常好,不良率在不斷下降。”黃嵩說,“據我所知,銀行的貸款利率最高能到30%。”這個利率已經超過了國家規定的小額貸款公司的利率上限。有資料顯示,在2011年第四季度,溫州民間借貸市場降溫后,平均利率約為24%?25%

    李建江自己的企業是生產打火機的,對銀行融資難有切身體會:“中國的銀行不能再以壟斷方式存在,要市場化運行,這是我們最大的希望。一壟斷的話,民營企業家那種無奈啊……”

    在2011年的溫州借貸風波中,銀行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趁企業資金短缺,提高利率是最常見的手法;更有甚者,銀行與擔保公司等勾連,將銀行資金通過擔保公司流入溫州的民間借貸市場,賺取高額利潤。據稱去年溫州民間借貸市場新增的400億元,有一半來自銀行資金的外流。

    “從去年到現在,我都在痛罵金融機構,當著總理的面也是。”周德文說。溫家寶總理在座談會上也承認正規金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新36條”(即2010年5月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干意見》,其中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等領域)遇到了玻璃門、彈簧門的現象。

    可能是來自最高層直接的態度鼓舞了溫州政府和溫商群體,使他們認為可以用更特別的辦法為民間借貸謀求合法化、陽光化—成為國家的金融改革特區。溫家寶離開溫州后,溫州市委市政府趁熱打鐵,上報了《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

    這個方案的核心有兩部分:一是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打破進入門檻。未來五年,在溫州設立120?150家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金規模達到800億元;設立幾十家村鎮銀行和社區銀行,溫州本地就有審批權;農村信用社改制為商業銀行,引領民間資本投資;地方性金融機構增資擴股,大力引進民間資本。第二個就是民間借貸合法化。

    在上報金融試驗區方案后,溫州立刻開始了相應的準備工作,希望方案一經批準就能開始“試驗”。

    如今,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選址已經完成,投資人也找到了。這個服務中心將會由民間投資運作,掛牌后,會有一些規范化的民間借貸機構進駐,民間借貸可以通過這個中心進行登記,簽訂規范化的借貸合同,利率限制在4倍基準利率之內,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像銀行一樣面向公眾吸儲。此外,溫州市政府還成立了溫州地方金融監管中心,直屬市政府金融辦,代表政府監管、監督試點。

    金融試驗區方案和溫州市一系列的準備動作,給蘊藏著8000億元?1萬億元資本(也有說是6000億元)的溫州民間資本帶來了希望。李建江說:“我希望趕快落地,讓民間擔保公司真正陽光化。”李建江所在的甌聯集團對金融試驗區方案中的村鎮銀行和社區銀行感興趣,不過他希望村鎮銀行和社區銀行能夠按照市場化規則運行,這樣才能與國有銀行展開公平競爭。

    對金融體制改革的期望,讓溫州民間資本不再像前幾年那樣只盯著申請開辦一兩家民營銀行。“在目前中國的金融大環境之下,允許民資開一兩家銀行沒有意義。”周德文說,“我們呼吁的不是光設立一家民營銀行,而是打破金融壟斷,讓大量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為中小企業服務,在競爭之下,民間借貸的高利率也才能回落,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如果金融領域仍在高度壟斷之下,多一家民營銀行也只是多了一家民生銀行而已。”

    兩會前,周德文對國務院盡快批準設立溫州金融試驗區同樣持樂觀態度。3月4日,他說:“最多兩個月就能批下來,F在七部委會簽已結束了,溫總理也已經簽字了,到了最后一個程序——國務院法制辦從法律層面看有無違反現行法律的地方。我估計兩會之后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會通過試點方案。”

    而有多年政府工作經歷的謝浩則唱反調,理由之一是“新36條”已經公布快兩年了,如今連實施細則還沒有制定出來,兩會前國家發改委只是說要“抓緊出臺實施細則”。

    “兩年了,這已經兩年了。”他感嘆說。

    在兩會上,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被問及溫州金融試驗區時,給出的答復是“部門之間已經會簽,還需要走一定的程序才能夠出臺”;央行行長周小川則說,“恐怕不應該掛‘國家級試驗區’,這個試驗區是針對當前問題通過改革進行探索的一個嘗試,但是也還存在著一些難點,仍在醞釀討論之中。”

    “至于說什么時候能有一個明確的結論,這個決策程序不是在我們這兒說了就算的。”周小川說。而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的措辭是“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正在積極考慮將溫州的民間金融作為綜合改革的試點之一”。

    現在看起來,在立法問題上,謝浩“贏了”。

    邊緣學

    在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民間借貸危機后,溫州民間和官方試圖通過立法、政策給民間資本、民間金融和民間借貸騰挪出更大的空間,但都陷入停滯。對此,謝浩建議道:“大前提無法改變,就要相信民間的力量。民間要借這個機會找邊緣的路子獲得發展機會。”

    尋找邊緣路子之術,被他稱為“邊緣學”,用他的話講就是“把政策用足、用活,特別是用活”。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夜訪買下郵輪的黃偉建,既可以被解讀為是看重溫州產業升級的潛在可能,也被看成是希望民間資本通過整合找到新的投融資模式。

    我們碰到的一位溫州退休縣長這樣描述溫州的發展歷史:“溫州發展三不靠—一不靠中央財政,二不靠企業上市,三不靠引進外資。”溫州民營企業在資本運行層面非常傳統,在自有資金之外,基本依賴貸款發展,不是從銀行貸款,就是去民間借貸。在溫州,像黃偉健這樣的全職資本家并不多,因此才會有媒體將他視為溫商轉型的標桿人物,黃有時也會因為本地商人的資本意識跟不上他,而顯得有些“桀驁”。不過,如今溫州民間的兼職資本家越來越多,他們一邊守著自己做熟的傳統產業,一邊開始向資本運作轉型。經過30多年的財富積累,溫州人的固定資產有1.5萬億元,他們手里還有8000億?1萬億元的流動資本。這幾年,不少溫商意識到資本才是溫州未來最大的資源,而股權投資、PE等現代金融形式既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也是不錯的民間投資途徑。

    溫州五期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伙)董事長、執行合伙人楊漢貌就是溫州兼職資本家群體的一員。我們約好上午10點見面,之前他在游泳池游泳,見面后他說:“我每天9點半才看自己公司的報表,了解企業昨天的經營情況,我每周只需要去公司開一次周會,有大把的時間。”楊漢貌自己的公司是生產工藝品的,年產值上千萬元,他還有一個做塑料貿易的商貿公司。多年經營,一方面公司運作成熟,無須他投入過多精力,一方面熟知本行業上下游的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公司發展遇到了瓶頸,而他也不準備在本業上再做拓展,能維持現狀,有穩定的生意和資金流即可。

    這樣,楊漢貌不僅有時間,還有些“閑錢”,但不算太多,五期股權的29位股東的情況與楊漢貌差不多,他們將“閑錢”匯聚在一起,就是五期股權兩億元資金的來源。

    五期股權脫胎于清華大學與溫州排名第一的培訓機構—溫州賽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設立的第五期總裁班同學們之間的互助基金。2008年,設立這個互助基金時,五期總裁班的同學們誰都沒想到這筆錢有一天會變身為一只股權投資基金。當時,為了延續學習期間的友情,也為了踐行溫州商人篤信的“人脈就是錢脈”,五期總裁班設了一個名為水木清華的私人會所,專門接待本班同學。私人會所長期運作需要費用維持,于是他們依照自愿原則湊了2000多萬元,既能在同學有資金困難時,比如貸款到期,可以臨時用三五天、一周,等銀行續貸后,再把錢還回,利息還能用以維持會所和同學之間的人情往來。

    “我們的互助基金設立了基金管理章程,還有監事會,絕對不對外,只面對本班同學。”后來五期班的互助基金增至1億多元,并于2011年注冊成立了五期股權投資中心,開始對外進行股權投資。“五期股權成立的這種模式,只有我們溫州才有,其他地方沒有。”這既符合溫州商人喜歡抱團的傳統,也讓楊漢貌們認識到資本只有匯聚在一起才能做大事,企業需要資金時并不是只有借貸一條路,股權出讓也是不錯的融資渠道。

    有五期班好的表率在先,賽格教育開設的總裁辦里還設立了類似的5只班級內部的互助基金,總規模達4億多元。目前,五期股權投資中心和賽格教育總經理黃圣野正著手將這幾只班級互助基金整合在一起,依照法律程序和工商注冊規定設立一只可轉貸基金,優先解決賽格企業家學員的緊急的資金需求,也可以借貸給學員企業之外的公司。

    從五期股權可以看出來,溫州的民間資本也在不斷轉型升級中,從最初的同學之間的互助基金轉向專門的股權投資機構。以前,溫州的民間資本是各做各的,你有500萬,我有1000萬,單打獨斗,楊漢貌說:“以前那些好企業、準備上市的公司,單獨的自然人很難投進去,如今我們資本抱團,以股權的形式就可以投進去。”

    在做兼職資本家的過程中,楊漢貌覺得自己的眼光也得到了升級,“以前不少溫州商人做民間借貸,借貸是看得見的,今天借你出100萬元,幾天之內就有利息收入,但這個看得太短了,只知道明天、后天”。他現在比較認可股權投資運作模式,即使股權三到五年才能退出來,獲得收益。

    李建江也是一位兼職資本家。甌聯集團是由溫州甌海區的36位民營企業家自愿成立的,他們聚在一起,最初也是因為從正規金融渠道融資難,希望通過抱團發展。李建江自己的本業是打火機制造,他是受甌聯集團的股東們委派擔任集團麾下擔保公司的董事長。接觸了3年時間的金融行業,他說:“我夢想能夠從實業家轉換成資本家。”這幾年他上了不少金融學習班,他說:“雖然說實體經濟發展是正確的道路,但也不能說資本經濟就永遠不搞,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溫州人經過這幾年資本運作的碰撞,應該說也積累了一定的基礎和一些經驗。”

    我們在溫州接觸到的這些資本家,無論是全職還是兼職的,都非常關心政策。見楊漢貌時,他手里拿著溫州市委《關于促進溫州股權投資行業發展的意見(試行)》。李建江談及在今年溫州兩會上,作為人大代表,他提出“給予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優先股的發行”的議案。“優先股就是固定一個回報,股東不承擔風險,如果允許我們發行優先股,就可以解決小貸公司、擔保公司無米下鍋的問題。”這個議案得到了溫州市人大常委會的認同,由于優先股發行牽涉到《公司法》相關法律的修改,溫州人大已將李建江的議案轉到浙江省人大了。

    黃偉建對政策、趨勢的研究更加體系化。他在香港設立了中國民間資本研究院,從宏觀層面研究整個國際趨勢、中國大規模的行業趨向;又與溫州大學合作成立了民間資本研究院,研究整個溫州經濟的變化和趨勢;他還和溫州本土企業家成立了溫州民間資本研究會,辦公室就設在金融港公司的樓下,研究具體的投資個案。“我是從三個層面去剖析整個經濟趨勢,我們投資的項目,到目前為止,沒有虧過。”

    為此,黃偉建每年要投入二三百萬元的經費,他把這筆錢叫做“保險費”。

    時間?時間!

    2012年浙江的降水是60年以來最多的,春節后溫州放晴的天數屈指可數。

    陰霾綿延的不只是溫州的天氣,還有溫州的經濟。今年溫州企業的開工率,除了甌海、鹿城等幾個區有增長外,其他幾個區都在下降。2010年開始的溫州借貸風波帶來的危機遠沒有結束,只是不如高峰期那么喧囂。今年6月和9月是溫州企業的兩個坎,這兩個時點是銀行還貸高峰期。溫州人說企業只有挺到今年10月,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由于全國房地產都在降價,今年浙江的企業家,尤其是溫州企業家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資產縮水。企業在今年還貸后,銀行一定會重新評估企業的抵押物,抵押物一旦縮水,銀行要么不續貸,要么會壓貸,“浙江的企業家除了老婆沒當,其他都押到銀行去了”。

    2011年,溫州企業還可以在民間拆借,而從去年9月到現在,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流動性沒了。“人們不是沒錢,而是不敢借,以前一個電話就能借到幾百萬、上千萬元的錢,現在把公司押給你,人家都不敢把錢借給你,情愿把錢放到最安全的地方。”經過2011年的錢殤,如今的溫州已然是信用“傷”城,政府不相信企業,企業不相信政府,銀行不相信企業,企業不相信銀行,企業之間相互不信任。

    而被溫州民間寄予很大期望的“金融改革實驗區”一時半會兒又難以落地,新的融資渠道建立不起來,股權投資等模式規模仍很小,傳統的融資渠道又飽受沖擊。溫總理在今年兩會記者會上關于吳英和民間金融的一段話,或許能保住吳英的命,卻無法緩解溫州即將來臨的資金困境。不知溫州將有多少企業會“死”在金秋10月來臨前。

    身為溫州企業家協會執行會長、秘書長,謝浩對此非常擔憂:“相關制度要快!要不,企業在時間上受不了,人的潛水能力是有限的,我能潛水45秒,你讓我堅持50秒,我能堅持,你讓憋我一分鐘,就死了,F在快兩分鐘了,你還讓我憋著。”

    3月17日下午,溫州市委本來要召開金融研討會,就在開會前一天,接到會議通知的專家被告知此會取消了,或許是因為兩會沒有溫州民間金融利好的消息出籠。“我感覺至少一直是陰天。”這位專家說。

     

    資訊整理:中國品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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